马达加斯加政商界人士期待中非经贸博览会提供更多合作机遇

所以，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是使社会中最穷的人的收入最大化。

当地企业家称，过去工厂需要一百个工人，一方面招不到人，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没有竞争能力，怎么办？资本替代劳动，机械替代劳动。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CPI涨幅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也低于工资的增长。

结构调整攻坚克难结构调整涉及领域很广，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调整重在消除体制性扭曲。以棉花为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占的比重超过了50%，而美国占的比重不到7%。即便是这样，社会也是基本平稳的。由于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土地、资源、资金等要素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从明年的情况来看，投资的增长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消费的增长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出口的增长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通胀压力减轻了，但在面临大量行业企业亏损破产的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面临的压力更大。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最后，欧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无力自拔。首先技术移民的引入，使欧美发达国家汇集了世界一流的人才，推动了它们科技的发展，如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多具有移民背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移民使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大国。目前中国也面临移民和人才与资金流失的问题，中国长期是技术与劳务移民的输出大国，近几年由于一部分人首先富了起来，中国又成为投资移民输出大国，无疑移民将影响中国人才的培养与创新，资金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进程，那么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是堵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显然关键在于政策的改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已经成为决定全球资本与技术，包括移民流向的重要因素，而这将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竞争力。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指出，移民都是从报酬递减的地区流向报酬递增的地区，也即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此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富国因为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的引进更加富裕，穷国因为人才和资金的流失更加贫穷，所以在这样一种机制中，穷国要变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亿美元。与此相比，欠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由于美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和输入，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和全球最大和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

中国政府的作用很大，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我们的软肋。我并不说这些国有企业是错的，但大势如此好，即使是比较笨的，即使不做出很大的努力，仍然可以做得很好。入世的承诺并不是开放的底线。另外一方面也是要看我们中国是不是做得很好，不要让我们的官员和国民表现出的是一种傲慢、自大和浅薄，而是要让人家看到，中国的开阔胸怀和争取双赢的真实愿望。

不久前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入世谈判中，谈判者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在现代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中，各级政府是否能改变观念，简政放权，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市场规则，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者。如果在这个选择上犯错误，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你怎么看？龙永图：入世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市场经济法规和体制，废除了很多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法规，这些有决定性的进展。日子太好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

而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诚信体系，首要的是政府的诚信。入世的承诺不是开放的底线南方周末：你觉得下一个十年，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龙永图：将来十年我觉得国内还是要继续进行改革。

入世的承诺并非开放的底线如果不迅速建立诚信体系，我们在入世后新建的规则体系可能就会坍塌。应该说，这十年来，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改革十年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来避免政府强势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所以，中国现在确实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变革的经济过渡过程中。但是我非常有信心，随着我们国家的开放，我们新一批干部的成长，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全球最先进的管理理念相接轨的时间会加快。再比如，金融业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能不能找到符合国情，符合现实的一个路线图？现在，有些人把10年前入世时所做出的承诺当成我们开放的底线，承诺肯定不是底线，因为10年前作出的承诺，是按照10年前的国力做出相适应的开放的决策，10年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国力已经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的开放度也应该大大的提高。过去十年日子太好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如果讲中国国情、讲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的一个特殊挑战。

随着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开放度应该大大增加。过去十年，国内改革的进程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快，甚至有少数人讲，是不是我们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

现在我们改革的任务还很重，比如对垄断行业怎么改，能不能制定一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又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繁荣的规则，需要找到具体路径。但是规则的建立不一定就带来规则的实施。

我觉得中国建立一个诚信体系是支撑中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如果不迅速建立这个诚信体系的话，我们的规则体系可能就会坍塌，而且在国际上会引出很多非常大的矛盾，很多贸易纠纷，很多经济纠纷，而且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过去十年，中国相当多的官员都去西方发达国家接受了短期或者长期的培训，他们比过去对世界的了解更多了。

从规则的建立到充分的实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国际上和我们要有一个良性的互动，这样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而这个作用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而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诚信体系，首要的是把政府的诚信提上去，因为政府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主导作用。当然，有一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我们确实要在国际上做出更大的担当、承担更多的义务，但承担多大义务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在入世谈到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在用权的方面需要诚信，用钱的方面也要诚信。也许10年、20年、30年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现在的开放算什么，还有很多地方还开放得不够、很多地方改革得不够。

从国际上来讲，一方面，我们要向全世界做好工作，使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是一个机会。怎么来克服一些国内利益集团的挑战，怎样克服体制内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制约，对我们干部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来源: 南方周末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WTO 。没有规则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私了，通过友谊，通过关系来解决问题，但是有了规则之后，有些人还选择私了，通过关系来解决这些事情，这显然不对。

使他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来进行选择，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太快了，我们的企业日子空前的好过，我们的国有银行通过剥离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后，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了全球最大最赚钱的一些银行。当时我们就看到，我们是政府特别强势的一个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一个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特殊挑战，就是我们的政府怎么简政放权，怎么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另外一方面，这十年，土地财政，还有税收的大幅度增长，我们的政府不只有权，现在还有钱，所以政府在投资方面，在用钱方面，怎么样更好地约束自己，做出更好的正确决策，也是对政府提出的很大挑战。

另外，社会和政府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政府每天都在面对群众，面对基层百姓，面对媒体网络，政府的诚信如果不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很快就会丢掉。政府说话要算数，政府要承担一些执法的责任，因为很多的法律主要是要政府来执行实施，政府带头整个社会就会跟上。

不过，视野的开拓虽然让官员们知道怎么做，但是回来到自己本单位、本部门做的时候，他又碰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如果我们在国际上没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当然不可能单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中国入世谈判时中方的谈判代表龙永图说. 从政府诚信抓起南方周末：入世十年回望，有人评价说中国的对外开放确实有目共睹，但是对内还是有很多的壁垒，中国的商业规则和文化并没有跟世界的规则和文化接轨。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使得我们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的严峻性显得不那么足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们太成功，造成了这十年改革有些怠慢。